《建党大业》观后感：巩固我党执政地位

　　客观的来讲，该片较有条理地将我党的建党史以一种发展的历史的视角展现了出来，可以勉励先进和鼓舞后进。但是不得不提出疑问的是，神圣的建党历史皆由明星的堆砌来表现，把这种历史的记录片变成了明星脸的幻灯片，岂不是一种浮躁和亵渎？

　　我党已经走过了九十年的奋斗和拼搏的历程，尽管我党的历史中有过磕磕绊绊，但是在摸着过河的情况下始终坚持了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了正确的历史发展观。正是因为我党始终不渝地坚持了以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领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才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的由衷支持和认可。

　　然而，我党切不可忘记“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箴言。如果怀疑我党对历史和国家的贡献，那是没有良心，但如果不居安思危，乐以忘忧，则是没有头脑。尽管我们现在拥有8000万党员，尽管统计数据表明有近80％的高校学生有入党的愿望，尽管上海市民中也有达到8％的党员比例，但这就能够成为我们“知足常乐”，不思进取的理由么？

　　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我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和挑战。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朝代或政党能够始终领导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有时反而成为了历史的阻碍和包袱。原来在某个时期先进的政党，也因为不能够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需求而遭到了民众的唾弃和历史的无情淘汰。而为了不重蹈覆辙，使我党常葆青春，加强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成了我党生存之最紧迫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广大人民也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红利。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党员，不得不注意到，我们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否相匹配呢？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代表社会的发展。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并不仅仅是统计数据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丰富，更应该是人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和谐优化，人类生存条件的切实提高。然而不幸的是，长久以来我们的发展思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下，忽视了除经济以外其他方面的协调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社会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也日益凸显，这使得我党在推动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

　　目前，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状况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主要矛盾没有变。也因此衍生出了许多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如今一些地方政府对公共事件相当敏感，处理上也越来越谨小慎微。这是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使政府越来越难以对公共事件的消息进行封锁，公众对于公共事件的关注热情也以数量级的趋势不断增加。网络使孤立事件成为社会系统的一分子，政府对于孤立事件所可能带来的厄尔尼诺现象也倍感焦虑。那么，除却网络使信息交流的渠道更加通畅和迅速的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公众对于公共事件关注的热情呢？

　　我以为大致为六点，如果处理好这六点问题，我党则虽面临各种挑战，但依旧能长期执政。

　　第一，公众对于合理分配资源的需要。资源不仅在总数上是稀缺的，而且对于人而言，也是相对稀缺的。古希腊哲学家讲人是万物的尺度，尽管有唯心主义的嫌疑，但是在资源的分配上，似乎可以以人作为比较和参考。我国古代就有“不患寡患不均”的思想，而我民族在这种思想下已经浸润了千年之久，可谓根深蒂固。一旦社会的资源分配不公，就会带来各种矛盾和问题。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正是资源的稀缺性这一根本问题的存在，制约着我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资源的合理分配在资源的稀缺条件下就成为了社会的单一选择。如何进行资源的合理分配？首先是机会的公平性，其次是分配的公平性。我们这里讲的资源，不仅仅是自然资源，更多的是指社会资源或者人类所创造的财富和人类创造财富所需的条件，或者笼统的讲所有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因素都为资源。如果不能保证获取资源的机会的公平性，则很难达到第二层次的分配的公平性。而机会的公平性和分配的公平性又需要以教育作为实施基础，这就涉及到了教育体制改革。以前我们讲“亲亲有别，尊贤有等”的“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后来是科举取士，现在则重高考。尽管现在的高考取士制度对于“知识改变命运”是一个很好的实践，但是应当注意到，太多的社会资源集中到了以高考为目的的教学中，轻视了其他的技能教育或技术教育，也轻视了全民终身教育事业的发展，实际上这也造成了机会的不公平性。而且资源的合理分配不仅仅是现代人之间的分配，还应该是现代人与将来的子孙后代进行合理的分配，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分配，还应该是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合理分配。合理分配的公平性当然不是大锅饭，这就需要执政党高超的领导艺术了。

　　第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相搭配。我们讲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讲了很多年了。正如我们知道，经济行为中的国家宏观调控手段总是落后于经济现实的，而因为“肚子决定脑子”的因素的存在，那么政治体制上当然在一定时期也应有一定时期符合社会发展的有效体制。我们现在常看到新闻报道中讲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进而引发了公众对于城管的集体声讨，甚至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事实已经表明，城管制度等已经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改比不改要好，早改要比晚改要好。但是改革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必须坚持稳重中求积极发展。苏轼讲“法相因则事竟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如果想坐火箭一蹴而就地进行改革，我们应当坚决的予以抵制。毕竟，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不仅仅是执政党的，更是广大人民的。

　　第三，公权力的泛滥使人民群众对于公信力产生怀疑。应该指出的是，我党的公信力正在遭遇下滑的危险。而公信力的丧失，是丧失民心的危险信号。网络时代已经越来越难以掩盖事情的真相，而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和觉悟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对于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等方面也越来越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政府放纵公权力的泛滥，并且不断的失信于民，那么恐怕人民只会“想说爱你不容易”。值得警惕的是，尽管公众在参与公共事件时总是自我认定为理性的个体，但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性，公众很难获得全部信息从而进行公正合理的判断。而当我党中出现由于一些人或一些事的失误，人民群众很容易以偏概全，甚至全面否定。我党应该注意到，尽管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但人民群众通常的选择不会将老鼠屎从汤里检出，而是将这锅汤全都倒掉。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以前公众对于专家学者充满了信赖和爱戴，但是如今大多数的人都会对在公众事件中跳出来的专家进行怀疑和嗤之以鼻，甚至由怀疑转变为人身攻击，如果一个社会对于本国的学者精英们都不信赖的话，这显然是十分危险的。

　　第四，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不断增长的精神文明需要不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