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金陵十三钗》观后感

　　文/杨矗

　　旅美女作家严歌苓当年写《金陵十三钗》时我想一定是想到了《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了，也一定想到了杜牧《泊秦淮》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而且，脑子里也少不了秦淮河上著名的“秦淮八艳”。而具体的历史背景则是当年的“南京大屠杀”。金陵、女性，这些共同的历史聚合点很自然会把这些不同的历史材料缀合在一起，而南京大屠杀中最令人悬心者当然还是女性，尤其是那些艳丽妖冶的“钗们”，因为她们面临的将是奸淫和恶杀的双重残害。而这又更会揪紧那些一贯怜香惜玉的众男人们的侠肠柔心。悬念是很自然的，为艺术所钟爱的矛盾张力也就自在其中。而据说的确有一段真实的故事，根据当年金陵女子学院教务长魏特琳日记所记，当时日本侵占者提出要从其学院带走100名女生来建立一个“新妓院”，当魏特琳呼吁谁是干这一行的，能否替换学生时，的确有20多位风尘女子乐意前往。严歌苓的灵感正缘于此。这又可成就一部“反弹琵琶”的“翻牌”好戏。而中国古代历史中、文学故事中的柳如是、李香君们也早是这类刚烈、正义的“风尘女”们的榜样，当然也是严歌苓此时提笔挥毫的“法式”、前驱。

　　无法否认，严歌苓是犹如天启般地巧遇了一个很好的“文学故事”，她的联想、生发也堪称“神妙”，用后现代的写作策略定位叫“互文”。即十三位妓女与红楼女儿、秦淮八艳，还包括杜牧眼中、耳中的“商女”们相互比照、相互解释、相互丰富、相互成就，或简单地说就是：相生、相补、相成。文本的空间一下子就变大了。而性、暴力或战争、美女、人性历来也是电影经久不变的刻写对象。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也是顺着这个多重叠合尤其是为那些近于侠义的风尘女翻案的“反弹琵琶”的“妙思”而来的。他的选择也堪称明智，独到。因为“南京大屠杀”作为新的电影选项实已很难翻新。

　　我的意图是明显的，开头先说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是为说张艺谋同名电影做铺垫的。忘了说了，严歌苓的同名小说很出色，她很擅长塑造人物，小说的篇幅虽不算大，但多数人物都已刻画的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特别是她的笔墨主要是集中在赵玉墨等妓女身上的，虽借用了一个故事中人“书娟”的内侄女的叙述视角，但主要刻写的对象却一直没有跑偏，而且是在写了妓女们亲眼目睹了五个中国伤兵、陈乔治等被日本兵残杀，还有已闻知豆蔻被极其残忍地轮奸、恶杀之后才选择“代人赴死”的方式来“复仇”的，因此她们的举动就不再简单是代人受过、代人赴死，而是主动的、积极的“拼死复仇”之举了。她们的选择不独不牵强，毋宁说实在是合理的必然。而张艺谋的同名电影却显有美中不足。

　　据说张艺谋筹划、准备了五年，耗资六个亿拍摄了电影《金陵十三钗》。用时长、耗资大，已不用说。剧本的修改也高达56稿，并且也特意请原小说作者、奥斯卡最佳编剧评委严歌苓参与剧本的再创作，也足见其基础工作的严谨认真和不同寻常了。再就是还特别注意“美国化”和国际化的“品质”追求，如请奥斯卡奖得主贝尔担纲主演，诸日本明星参演，好莱坞的特效团队、剪辑团队加盟合作等，都表明了他对这部作品的高度重视和非常的期待。绝对够得上是巧心、细心、精心、耐心和雄心之作了。电影的实际品质如何呢？

　　先说值得肯定的方面。第一，电影拍得认真、扎实、精致，可以看出张导是在老老实实地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其线索十分简单清晰，妇孺皆懂，不需要你再反复动用思维、智力去破疑、解谜。但故事又很抓人，环环入扣，很快就把你带入戏中，而且不容你片刻逃离。不消说这主要来自于故事的大悬念：死难压顶、魔鬼的血盆大口就在头上，羔羊般的一群弱者能否逃过此劫？这一总悬念赋予了故事难得的叙事张力。加上演员们上乘的表演和好莱坞团队的一流技术内涵，影片的好看、耐看，都在为故事的实际效果加分。同时，大家也不难看出，影片与此前张导的其他作品有了明显的区别：没有了张艺谋以往的那种强势影像的色彩，似乎显得中规中矩，平实、结实。很多地方还显出写实主义的那种“纪实”品质来，比如细节的真实和饱满，南京地方话的刻意使用等都表明它想以纪实风格取胜。这一点可能会让我们联想到冯小刚的《集结号》还有许多好莱坞的战争片，这当然主要是指影片开头部分的枪战桥段。第二，具有明显的商业意识、娱乐意识，比如前面的战争戏、后面的人性戏，似乎和《集结号》一样可满足人们“场面娱乐”和“人性审美”的多种需求。特别是影片还适度地添加了情色诱惑、爱情元素等，同时又把这些元素即场面、暴力、性、爱情等进行了比较均衡化地稀释、调和，配置成一盘比较平面化的消费快餐，与好莱坞等消费性影像产品比较接轨。这是它市场化、消费化的自觉。第三，人性戏比较感人。张艺谋说这部电影主要就是表现人性、善良、救赎和爱。他说与戏剧化的高潮相比，他更喜欢表现人性的美丽。不容否认，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甚至不夸张地说，这恐怕是这部作品最为成功的地方。比如，再差一步就出城了，那是生的选择。可是为救未及逃走的一群教会学校的小女孩们，李教官却带领自己的战友选择了对她们的掩护、庇护，最终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女孩们为救妓女们主动把豺狼引向了楼上、引向了自己；不忍日寇暴行，为救女学生和玉墨等风尘女子，殡葬师约翰也假戏真做，放弃走而选择了留；妓女豆蔻为能在浦生死前为他弹奏琵琶曲，而不惜铤而走险，再到妓院去找琴弦，结果则被轮奸、残杀；赵玉墨等妓女们在关键时刻选择桃代李僵，替人赴死；还有，少年陈乔治为救女学生而主动选择牺牲自己……第四，影片还似乎表现出某种追求象征寓意的苗头，如那个平铺在教堂院里的大大的“十字”，谁都知道这是个著名的基督教符号，它代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其内涵包括：受难、庇护、救赎等。但此时它却成了被人踩在脚下的东西，有意味的是在影片中还有画龙点睛的一笔：约翰情急之中为保护大家，从楼上垂下一条长长的十字旗，但却被日寇野蛮地一刀劈落在地，这明显地是在为地面上的“十字”做注脚。而更有导演巧寓隐含的一笔：士兵们用身体加炸药炸坦克时所排成的那个竖列和妓女们集体行进时走成的横列也可组合成一个一男一女、一竖一横的“十字”，比喻他们既是受难者又是救护者，以上三个“十字”就构成了一个互文关系，当然似乎还可提及的是：女学生在影片开头部分是从右侧进入画面的，而最后结尾部分则是从左侧离开画面的，这一右一左、一进一出似乎也可构成一个“十字”，代表着她们罹难和得救的完整人生历程。这样，在影片中则有四个“十字”了，两显，两隐，暗相呼应，有内在的互文、对话和虚实相生之妙。无疑，它是在刻画和表现影片的全部主题的，它说明这是一个受难和救赎的故事，而伟大又神圣的人性则是它全部的支撑点。而女孩子们的获救又必然预示着新生和未来之被拯救，故事的叙事逻辑最终就又指向了未来，这新生和未来是靠牺牲和救赎换来的，那么，人性、牺牲、救赎就成了一个前提性的条件被内设在了“未来”之中，又成了“未来”的遗传密码和生命原动力。要之，人性、牺牲和救赎，就可能被象征性地表达为人类某种永恒的“原型”，这当然属于我的积极的阐释和发挥了。不客气地说，是我的再创造，客观地看，该片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观表意力度并不够。

　　下面说它的不足。第一，失去了张艺谋招牌性的特色：影像奇观神话。张艺谋的强项是大场面造型和炫目色彩渲染。本来六个亿的投资可以支持他这么干，但他却有意地选择了一条“去张艺谋化”路线，转型为“冯小刚”，是也？非也？我认为是个重大损失。比较起来，用影像奇观来表现“南京大屠杀”中的妓女救赎肯定会更好看、更刺激或更震撼人，其娱乐快感和电影的大影像美感是其他艺术形式、其他电影导演都无法代替的。光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张导是大大地失算了。第二，风格有失统一。用南京话做道白，说明它想走纪实路线，但战士们炸坦克桥段和妓女们拼死复仇的情节却被导演做了象征化处理，这就不一致了，显得不伦不类，我认为要写实干脆一路到底，要写意也就再空灵、超越些，现在是两不靠，失去了整体风格上的“整一性”。第三，对妓女的把握跑偏了，“正而失真”，以至于太过淑贞、太过圣洁了，尤其是对玉墨的塑造简直是圣洁有余而淫荡不足。严歌苓的小说是比较真实的，因为她特意写了玉墨主动同戴教官的调情、陈乔治同红菱暗里多次苟且，以及妓女们如何放浪形骸、饮酒作乐。现在，是一个混混、色鬼（约翰）遇到了一群专以出卖性为职业的妓女（今天已有正当名分：性工作者），能发生什么是根本没有什么悬念的，而影片却把原本该有的“淫荡逻辑”人为地升华为一段很难令人信服的“爱情桥段”，同时又无法给它分配更多的笔墨，结果就显得非常苍白和“主观”。影片搪塞给大家的理由是：玉墨在有意调约翰的胃口，目的是想促成他带着妓女们一起逃亡。但我们不禁要问：头牌妓女的高超的淫荡技巧不是更能对约翰产生诱惑吗？说到底这里是有一个人物角色、性格的逻辑规定的问题，怎么说妓女毕竟还是妓女，即使是玉墨一个人想从良，那其他人呢？第四，妓女们大义救人的逻辑必然性没有给够了，结果就造成影片在具体的情节如人性的某些闪光处是比较感人的，而在整体上却不够感人，因为妓女们的最后赴死之举显得勉强、不合理。原小说是写了妓女们和伤兵、陈乔治等已厮混得有了感情（在生死未卜的战乱背景下这种感情是比较容易产生的，因为在生死、灾难面前人人都平等了，以往的身份差异现在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又是在亲眼目睹了戴教官、王浦生等五名伤兵和陈乔治被日寇残忍杀害，英格曼神父如何被羞辱，同时也闻知同伴豆蔻如何被野蛮地轮奸、杀害的遭遇之后，才决绝地选择了以死来复仇的，因此，真正地说来不是她们在挽救女学生们，而是女学生们给了她们救赎和成全自己的宝贵机会。也就是说，在小说中其主动置换的必然性是够的，而在电影中却明显不足了，因而其感动人的力量也就大打折扣了。再就是，妓女们以死相拼的壮烈举动在小说和电影中都是付诸阙如的，这在小说是长处，因为小说就是间接的、诉诸想象的艺术，而电影则是直观形象的艺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影片把妓女们最后同日寇军官们的肉搏、同归于尽的壮举表现出来，那就会把其叙事的逻辑力量推向高潮，其巨大的震撼力是不难想象的。因为，《金陵十三钗》顾名思义就是以这些妓女们为主角的，而在剧中把她们作为主角的全部缘由就在此一举，此处正应该响鼓重敲啊！现在，高潮成了女学生们的成功出逃，但这条线在剧中并未真正绷起来，缺乏叙事逻辑应有的张力。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影片的情节营造是不成功的，尽管其前后修改了56稿，那反而成了你的编剧智慧或整体谋划不够的反证。从而也给了我们一个由头：我们有理由说这是一部没有戏剧高潮的电影。反过来它也不是一部真正的散文化纪实之作。两不靠。这不免会让你感到有几分滑稽。第五，意义空间太小，主题显得单一。前面指出的那个“十字”的象征寓意其实是比较弱的，还需要再加强才行。不需要多，再重复给几个镜头其象征性就强了。另外，导演的目的是要在人性上做文章，这个意图在影片中也有具体表现，比如影片给出了人物的不同的内在依据：殡葬师约翰因为幼女死前的愿望而选择了殡葬职业，来教堂是为了挣钱（给英格曼神父殡葬），但不忍日寇的暴行，同时也因为爱上了玉墨和出于对女孩子们的怜惜（有来自爱自己已亡幼女的因素），最后选择了留下；玉墨13岁时被继父强奸，从此堕入风尘，她是因为不愿让女孩子们再重蹈自己的覆辙才选择大义；陈乔治为了践行养父英格曼的托付；孟先生做汉奸是为了营救自己的女儿书娟……但其结构还是小了，比如若从原型的意义上考虑，故事中有两个东西是可以再做做文章的，一是“父亲”、“母亲”原型，“母亲”在故事中是缺席的，妓女们大义“救幼”就相当于“替代性母亲”的出场。“父亲”在故事中的“戏份”最多：英格曼是神父、陈乔治的养父；约翰是已亡故的幼女的父亲，也是后来的“假神父”；而孟先生为救女儿则成了一个“汉奸父亲”；还有玉墨的那个强奸她的“继父”。同时还有教堂所隐含的“上帝”这个“父亲”。其中只有玉墨的“继父”是负罪者或否定的形象，其他都是拯救者、庇护者的形象。而最为有意义的纽结点则是殡葬师约翰——他为自己的女儿殡葬，最后实际上也在为众妓女们“殡葬”，而同时他又是女学生们的救护者。其殡葬师和“神父”的身份正好代表着这个“父亲”的两面性、双重性：送死；护生。再进一步看，“战争”和“父亲”可以具有相同的性质——灭绝生命，但反过来也可以成就人性的辉煌，这在这部影片中也正是如此。因而抵御战争是需要“父亲”的，而张扬人性无疑却需要“母亲”。众妓女最后的“升华”正有似于“圣母现身”。设若影片在这些方面再多几分自觉，其意义空间自然也就无形中被拓宽拓大了。再就是“一个人”的一体象征：即书娟与玉墨完全可以象征性地合成一个人。两个人的名字都是文雅的、书香气的；玉墨也曾经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两人一样有知识、有文化、有修养。所不同的是：玉墨被继父强奸做了妓女；书娟却被“汉奸父亲”、“假神父”，当然还有玉墨等人救了。换个角度说，书娟就是玉墨的曾经、过去，而一个机缘变化，玉墨又可能成为书娟的未来。她们连起来就是那个未出场的“母亲”形象，她们的或“书娟”或“玉墨”又和“父亲”这个中介脱不开关系。而令以上这些“父亲”、“母亲”或“男人”、“女人”原型反转变奏的内在密码则是：战争（暴力）／人性（爱情、性），合起来则是历史、文化。这样，故事就走向了大象征：人类历史、文化的寓言。或人类、人性的哲学。不难判断，这只是张艺谋再往前跨一步的境界。可惜，现在这一切都只是我的阐释、假设和附加。张艺谋所缺少的正是这些非常关键、非常宝贵的“阐释、假设和附加”。坦率地说，这些也可能正是他和世界最伟大级别的导演们的距离。

　　概括起来说：张艺谋的致命缺憾在于把一个可能的大作品做小了，做浅了，使它变得如此简单而没有深度。这种浅平化，是不是正是一种合理的必需的“市场化模式”？像又不像。不要说《通天塔》等不是这样的，就连真正的美国商业大片如《阿凡达》、《盗梦空间》等也不是这样的。看来中国电影的自我“救赎之战”仍未完成。尽管自觉地引进美国“援手”也还是不行。真正的“救赎”如同该电影带给我们的启示一样：都应以某种内在的逻辑必然为根据。

　　有人会说，你前面在肯定这部电影，而后面则似乎又在自打嘴巴地批评它、否定它，这岂不是在既卖矛又卖盾？我曰非也。前面是尽可能地从正面来说的，这也是该片自身的事实。后面是进一步辩证地予以深究的，是从理想的目标来衡量和要求它的。

　　批评总是理想化的。历史证明，现实的批评总是不如理想的批评更有价值。当然，所予以批评的也的确是它应达而未达之境界。